读中文系的日子

台湾的林文月先生著有一本《读中文系的人》，她是著名的学者、作家，出师于名门，德高而望重，由她信笔描摹中文系的酸甜苦辣，温婉而得宜。我曾是一个“读中文系的人”，那一段读中文系的日子，已是远而又远的过去时。林先生在学苑奉献毕生而终得正果，我则是半途而废的逆子，局外的败将。林先生笔下的学苑生活是烂漫而和美的，我所能叙述的，则只是一己不足为训的失败的惨例。

香港的中文系，港大、岭南大学，偏重于现代；中文大学、浸会大学，偏重于古典。昔日的文脉，始于避乱南迁的一代流亡文人、学者，大厦将倾，去国离乡，在南洋的僻壤，维系着地理版图之外的“文化中国”。钱穆所创的新亚书院，牟宗三讲授的“新儒学”，都是历历可指的耀眼的典范，作为英治殖民地的香港，一时国学方兴未艾。

但时至今日，不需讳言，香港早先的文史传统已经渐而淡泊，等同于一个遥远的背景，如今上述四间较为完整的中文系，都不具备坚实、鲜明的学术师承、研究方法，相较于林先生任教的台大中文系，香港的中文研究，类似“一盘散沙”。当然，我所根据的也仅是一己的管窥，以及听闻的传言，所以不足为凭。

可以为凭的是眼见身历的“实景”。我就读的香港浸会大学，位于繁华而忙碌的九龙塘，港大位于僻静的半山，中文大学、岭南大学也远离嘈杂的市区，中文系是一座纯净的象牙塔，但在九龙塘，象牙塔正兀立在俗世的滚滚洪流中。在旧校区教学楼十一层的东翼，是此间中文系的本科生院、研究生院，门前悬挂着书有“浸会大学中文系”的木制匾额，墙面上则张贴着讲座、讨论会的告示，文学竞赛的海报，不一而足。

走入本科生院的门内，客厅区域排列着不少绿色的盆栽，四周围着几条沙发，正对面的墙上则整齐地写着四届在读本科生，每一个人的姓名，以及贴出每个人的一寸肖像。这是一间不大的中文系，四届在读生总共不足二百人，这样一一排列出来，也仅占满一块展板。走廊的两侧便是各位教授、讲师的办公室。

日常授课的教师约有二十人，加上总数不多的在读生，这间小而亲密的院系便如一个由“中文”维系的家庭。身在异地他乡，中文系独具的“人情味”使我有了归属感。我最感亲切的是学养深厚的陈教授，他年逾半百，著作等身，师承于美国汉学名家周策緃先生。陈先生在北京亲自担任入学考试的面试官，提笔将我录取，我也便自作主张认定自己是陈先生的门下弟子。

入学面试的“私缘”只是我认同陈先生的次要原因，主要的原因在于他秉承于海外汉学的一种“自由作风”。所谓“自由”是取“自由教育”（liberal arts）之意，而陈先生反复提及的一句简单的话则是：跟着自己的兴趣走。这样一则简明的教训，在中文系却显得不羁、大胆。每一个“读中文系的人”都有一个心照不宣的共识：中文系不同于普通的大学院系，我们肩负着传承中华文化的责任。“小我”是次要的，“大我”占据着主位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陈教授直白地让我暂且忘记“大我”，全心全意地跟随“小我”，使我感佩，也让我在初入中文系的当儿，找到了自己可以遵循的方向。

香港的中文系，既没有鲜明主导的传统，便使各家各路的声音都每时每刻交相协奏。传统国学，海外汉学，正如香港这座城市本身，有一种不加管束的兼收并蓄。我也曾见到一位年迈而严厉的教授，对我说中国的学问是要中国人自己来研究的，海外汉学只是一个可供参考的支流。那位教授在授课时，每每将内容打印为讲义，在课上一字不漏地逐句宣读。另有一位来自大陆某间中文系的师姐，劝告我“苦读”杜诗，并义正辞严地斥责木心的文章“写得极差”（原话）。

各家各路的声音，声声入耳，渐而我选择了跟随海外汉学的“自由作风”。我来到香港的缘由，本就是拥抱“自由”，脱离“不自由”，然而，香港亦有“不自由”，但你已有了“选择”的自由，实则，“自由”与“不自由”的俨然并存，正是一种真正的“自由”。说来，摆在年轻人面前的首要难题，正是“择路”。年轻人对未来的选择仅凭直觉，常是盲目的，不智的，然而，往往正是当初的一个不经意的选择，决定了终生的轨迹。

在步入成年的“择路”的时节，我幸遇陈先生为我指点迷津，“跟着自己的兴趣走”实则等同于“回到内心”，这则简明的教训，足够我受用终生。那么，与我同时就读中文系的二百年轻人，又是怎样“择路”的呢？香港本地生的道路多是清晰的，他们大多来自中产家庭，对于未来没有过份的奢望，仅求取一份稳定的职业，过上安定富足的生活，中文系的本科毕业生，一般直接进入本地中学教授国文，此后的人生便以中学教师为业。

来自大陆的留学生则大多高瞻远瞩，香港仅是一块跳板，他们的目的在于前往欧美名校深造。所以他们早已开始筹划出国交换、发表论文的事宜，以丰富未来申请名校时的履历。总之，每人都有一条路走，都有一份事做，都在脚步坚定地忙碌着。他们的道路，不像是“大我”，但也不像是陈先生所说的“小我”，究竟是什么，我便不甚了解了。

与我最亲近的同龄人是一位来自台湾的师兄，温文儒雅，形貌俊秀。他自学成才，仅凭对“中文”的一腔热情，走到今天，我没有痴狂的“中文梦”，我的热切不及于他的万分之一。但我愿意同他为伍，接受他热情的感染，使我不致虚度这一段读中文系的日子。他是研究生院的博士生，负责指导本科生的自修课。在那个学期的最后一堂课上，自修内容结束了，他站在讲台上，说了一段令我难忘的告别的话。

他说，在他结识过的台湾学生、大陆学生、香港学生中，香港的学生是最缺乏“好奇心”的。他们学习任何的知识，总要先知道“有没有用处”，有用的，才去学。他说，选择中文系，多少有一些“理想”的成份，因为“中文”没有什么现实的用处。如果我们想的只有“现实”，又为什么要选择“中文”呢？

这真是一段“老生常谈”，但在他的身上，我看到了一种活生生的、“水汪汪”的东西。他可以完成自己的任务，步下讲台，什么也不说。我相信，大部分的讲师是这样的，也许，在他以后阅历渐丰，老于世故之后，也会与每位其他的教授、讲师一样，什么也不说。但在他年轻而热诚的时候，他说了这一段不必要的“老生常谈”，使我至今难忘。他在讲话时始终是温文、素静的，从不因为表达观点而抬高音量。

我由于心悦诚服于海外学术的“自由作风”，所以就特别注意陈先生信口谈起的汉学家们的轶闻趣事。一九八零年，首届国际红楼梦研讨会，在美国威斯康星州立大学麦迪逊分校举办。时任东道主的周策緃先生是研讨会的主席。是次研讨会，是东、西方红楼梦研究，在中国大陆漫长的封锁期结束后，首次破冰、交流，来自中国、日本、美国等各国背景的名家一时云集。而会议的一对焦点，则是“二周”——“东周”即中国大陆的学者周汝昌，“西周”即海外红学家周策緃。

今日被称为“海外汉学三老”之一的饶宗颐教授，当时也是与会嘉宾，在会议期间，他撰写了一副对联送给周策緃先生，上联为“周史但遗三两策”，下联为“西风不管去来緃”，回环诵读，则为“西周策緃”，一时传为美谈。这一类带有文史知识的“雅谑”，确实是中文系别有的一番风韵。

我在就读中文系的时候，也曾作为学生助手，亲自参与过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。会议的内容远远超出了我的知识水平，如今我记得的也就只剩下一则午餐时的“雅谑”。这是一次由中文系举办的关于中国古代文史的研讨会，但与会的中外学者一律穿着西服正装，唯独来自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夏含夷教授，身着儒雅的唐装。

午餐时，陈教授对我们说，一位外国人，身着唐装，正符合“夏含夷”这个名字。同桌进餐的学生与教授，都一时哑然失笑。“夏”即“华夏”、“中华”，“夷”即“外夷”、“外国人”。以唐装为表，以汉学家为里，那么确实是“夏含夷”了。在陈教授讲这则笑话的时候，夏含夷教授正在我们旁边的桌子用餐。

感于师兄的热诚与师长的学养、风度，我开始了一段如饥似渴的读书生活，每一门课，我总要自行阅读三、四本那一领域的专门著作，特别是海外汉学家的著作。如此，则余英时、宇文所安、高居翰、孙康宜，甚至在课堂上堂而皇之地埋头阅读，因为我认定书中的内容比教授的宣讲更有价值。

吴教授是严厉的香港本土的老师，资历颇高，我已察觉到自己成为了她眼中“作风自由”的叛逆弟子。她以纪律严苛著称，学生迟到五分钟即视作旷课。我坐在教室的最后排，仍常常被她点名回答问题，为的就是使我由于没有专注听讲而当众出丑。我非常不满于她的“不自由作风”，在心里渐渐地同吴教授对立起来，但她的课是必修课。

有一天课后，她把我叫到讲台边谈话，在旁边没有人的时候，她对我说：“我看到你是一个有才华的学生，但我不希望你浪费自己的才华。”她的语气很轻、很淡，没有任何批评的意思。说完这句话，她就转身走了，同每次见到她的时候一样，独自一人，朝本科生院的办公室走去。那次简短的谈天，使我反省良久，渐渐体会了吴教授的苦心。

日后，有一次我同她在她的办公室约见，在我敲门进去的时候，她已特意在桌上沏好了一杯浓而艳的玫瑰绿茶，供我品尝。那杯绿茶的味道，是我后来再没有机会尝到的，或许不只是因为那杯绿茶本身的特别，也是因为其中蕴含的一份师生间的特别情谊。

我幸蒙名师的指导，在学业上兴趣初萌，几位教授都对我关切备至。这是我的“中文”之旅的绝佳开端，如果我沿着这条道路前进，未来是可以预见的。然而，尤其独自一人的时候，夜晚的时候，我常常感到内心里有一片巨大的空虚，那是无法用书本中的学问、古典的教养去填充的。为什么？

因为中文系其实有一道无形的院墙，把世界分为了墙内与墙外的两半。墙内的一半，是纯粹的、高雅的，墙外的一半，则是浮华与世俗的。墙内的世界是真实的，却不是全部的真实，然而，不幸的是，我内心有一片区域，恰恰属于那个墙外的世界。

在赫尔曼·黑塞的小说《知识与爱情》中，年幼的修士戈特孟，在一个夜晚同伙伴们逃出了修道院，到森林的深处与村上的姑娘秘密约会。就在即将返程的时候，戈特孟得到了年轻姑娘的一吻，那一个吻，使小修士再也无法安于修道院的生活。

我没有得到过姑娘的吻，却已经深深地执迷于大千世界的喧嚣与浮华。如果我全部的内心都属于那个纯粹、高雅的世界，我的人生就会像每一位“读中文系的人”一样，安宁而幸福。但不幸的是，我所渴恋的，是大千世界全部的真实，不折不扣的真实，或者，简单来说，那种被人们叫作“青春”的东西。

真正的“择路”的时刻到来了。如果我继续留在中文系，我将按部就班地成为一名学者，享用学苑内的儒雅、平静。如果我选择离开中文系，我将一无所有，我的未来也会充满未知和冒险，稍有不慎，便可能悬崖失足。我犹豫良久，举棋不定，试图寻找一条二者之间的折中之道。

二零一四年的春季学期伊始，我乘坐从北京飞往香港的航班，在香港国际机场降落。在入境检查的时候，我第二次由于签注逾期被拒绝入境，我只得立即购买返回北京的机票。我登时感到有如焦雷轰顶，因为拒绝入境意味着我必须再次被迫休学。然而，当我在香港机场等待返程的航班，信步闲逛的时候，我的心情突然变得异常宁静。我很清楚地知道，今晚即是我“择路”的时刻了，我的“中文梦”将会梦醒，我将永远地离开中文系，离开香港，永不回头。

同年夏天，我已完满地预备了前往纽约的一切事宜，只剩回到香港同师友道别。我回到那间还张贴着我的姓名与一寸肖像的本科生院办公室，请院系秘书注销了我在这间学校的就读资料。那时已是暑假，校园里四处都空荡荡的，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。我询问那位台湾师兄是否在校，得知他正在美国交换，下学期才会返校。我去吴教授的办公室门前轻叩，也没有听到门内的回音。

时近正午，我在研究生院的新办公室，望见了陈先生的身影。陈先生从书架上拿出一册《周策緃捐赠书画集》，作为送给我的临别礼物。那本书画集是周先生在临终时，将私人收藏的书画作品赠予浸会大学，由陈先生亲自编辑的图录。陈老师邀我共进午餐，用餐时，他又谈起了许多当年他在美国威斯康星求学时，同周先生来往的趣闻。我知道，陈老师并不以我的离开为忤，因为我的离开，或许正是遵循了他对我一直以来的教诲：跟随自己的兴趣。

午饭后，我同陈先生相拥而别，我望着他的背影走远。那天香港一直下雨，木心曾写过：雨后，总像有谁离去了。这一次，离开的人，是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