纽约通讯（七则）
一
家鹏兄：
近来如何？已回长沙？我在纽约有些小波折，但生活基本顺利，勿念。现在生活已渐渐步入常轨，对纽约的印象也渐渐真实起来。这个城市有它的传奇，但平日的生活里仍是一个平凡的都市。这样的一个纽约是很真实的，我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开始。前几日我去了John Zorn的演出场地，当晚他没有去那儿表演，但感觉还是不错。我提前半小时到场，在场外排队（后来发现这是非常正确的，因为整个场地很狭窄，大概能容纳50人，都是折叠板凳，来晚了坐在后排，就只能听声，看不到人），我和站在我后面的一位女士搭讪，她大约三十几岁，穿着很时尚，精致、宽松、色彩鲜艳，发现她从80年代（也就是她十几岁的时候）就开始知道John Zorn和其他那些前卫音乐家，她说现在工作很忙，所以不常有时间，但还是很喜欢来这里，因为这里没有酒水、吃的，只有音乐。
当晚的音乐我并不喜欢，是一场长达40分钟的实验噪音，惊奇的是，表演者是两位老太太，一人年逾六十，另一人满头华发，年约八十。听表演的时候，我想，她们真可怜，一生得不到爱，看不到人生里美丽的东西。在我看来，这样的音乐，说明她们的艺术和人生都失败了。没关系，当晚的听众是我见过的最好的听众，能看出来都是有教养的青年人、中年人、老年人，每个人彬彬有礼，陌生人见面点头微笑。演出结束后我沿夜晚的街道回住处，曼哈顿下城区夜色醉人，我觉得我看到了我在纽约最初的方向，既关于传奇的艺术，也关于真实的人生。不知家鹏兄近况如何？
二
我在纽约的住处是在海边，从早到晚都有海风吹拂。这里原本是一个港口，最早能追溯到殖民地时期，近些年已经完全改建为居民区，海船也几乎看不到了。唯一保留下来的是海岸近处的木桩，过去是用来支撑岸边的平台的，那些木桩究竟有多少年纪，我也不得而知，总之经受着海浪日日夜夜的拍打，但还没有什么明显的损坏。大约有几百只木桩吧，占了海湾的一大片区域，很整齐地排列着，向海的深处延伸。
这是我每日放学后时常经过的地方，有时也会停下来看一看，没有什么特别，但也仿佛有什么特别的涵义，有时我觉得这些木桩像坟墓，安静地立在水里，大海则是时间。
冬天以后，日落的时间越来越早，今天放学的时候，夕阳已经看不到了，只有天际的大幅余晖。走出地铁，不由地为那样的光辉惊异了一下，沿着海岸走，望着天边的霞光。向晚时海风凉起来，也比白天强烈，整个海面已经完全暗下去，夕阳的余晖毕竟是太远了。这时我不经意地看到那些岸边的木桩，上面竟然停着几百只海鸟，都是相同的白色，体态、大小也完全相同，每一个木桩上都停着一只，而更重要的是，几乎没有任何例外地，它们都朝向着一致的方向，望着天边的晚霞。
离岸最远的几只木桩空着，最近的几排木桩也空着。中间，那些白色的海鸟，互相间相等的距离，完全一致的姿态，时而几只鸟飞起来、又落下，此外的所有那些鸟，都静止着，全然地静止。按木桩的数量来推算，这些鸟应有几百只，但在当时，我却无论如何感到，那里是有几千只、上万只白色的鸟，停在那些木桩上的。
我也停下脚步了，站在岸边看。我也向着天边的落日，但我不知道我所见的、所想的，是不是就是那些白色的鸟，此时所见、所想的。我其实没有什么所想，我只是在心里，不住地问，为什么，为什么会是这样，为什么就是这样的呢。我没有想到什么答案，我此前有的那些所谓“思想”，都崩溃了。我只知道这是一件很大的事，不只是关于鸟类的生物学。我想要的答案，是已经存在的、以及将要存在的一切哲学、宗教乃至科学，都无法告诉我的。但那个答案很清晰，不是有神论，也不是无神论。
我站在岸边看了十五分钟，感觉到海风的凉意了，就转身继续上路。在那十五分钟里，有许多路人从岸边经过，几乎没有人驻足，似乎也有几人停了下来，不过是拿智能手机拍了几张照，就又离开了。
三
今日午饭时，餐馆人满为患，我们排队等候轮位。同样在等候的有一位单身男人。周末午餐，人们多是成群结伴的，所以他吸引了我的注意。他大约三十几岁，不是美国本土人，以他的衣着、举止而论，是个来自贫穷阶层的人。那个餐馆不算昂贵，但也属于中产阶层的消费，那么，这大约是经过一个星期的辛劳，他犒慰自己的方式——独自享用一席中产阶层的午餐。得到了一个合情合理的解释，我便不再胡思乱想了。继续等候轮位。
不久，走来了一位中年女人，带着一个小男孩——他们是来找他的。那么，我的猜想是错误的，“他”是一个已婚男人，我暗暗为他高兴（尽管已婚未必就比单身更幸福）。他们彼此拥抱，围坐了下来。男孩拿着一盒“乐高”积木（每个阶层的孩子都喜欢它），是新买的，男人、女人一起为他拆封。
渐渐地，我知道，他们其实已经不是一个“家庭”了。两个中年人陪孩子摆弄着玩具，彼此却不交一言。很明显地，他们已经不再相爱，他们的孩子，是两人之间仅存的联系。他们是不幸的，我想。但这不幸与我无关，假如我因此而同情他们，那是怜悯，而怜悯是廉价且近乎可耻的（谁有资格怜悯别人呢）。
但是那女人，她是极美的。她美得使我不得不停下了那些无谓的思辨，把全部注意都给了她。她似乎有西班牙裔血统，头发是天然的褐色。她年长我十岁，但她周身的青春气息却与我无异。她毫无疑问，也来自贫穷的阶层，她没有化妆，头发未经梳理，衣着仅是“保暖”，没有“审美”可言。但那是一种天然的美，几乎是不自知、不自觉的，她的美，使她身上的衣着，乃至她的出身，都变成了一种错误。
等候轮位的人们都是快乐的（谁又是不快乐的呢），包括那男人、那男孩，也都是快乐的。在那餐馆里用餐的、工作的，还未用餐也并不工作的，那些形形色色的男人和女人们，应该都是在快乐着的。可是，我知道的，只有她，不快乐。她不再同男孩玩积木了，她望着别处，那眼神是与那些“快乐着的人们”，决然不同的。
这时我感到，自己已是想得太多了，这已超出了我的本份。我没有理由因为她的不快乐而感到不快乐，我应该安于那个“合情合理的解释”，因为我也本是那些“快乐着的人们”中的一员。我明白，如果她不美，她的不幸就与我无关，我可以转过身，继续我的快乐。但是她美，极美，我便无论如何觉得她的不幸是与我相关的了。
服务员走来告诉他们，可以入座就餐了。我本以为他们会一同起身，走过去，和所有结伴来用餐的人们一样，享用一席周末的聚餐。但是他们却再一次拥抱，道了别，那男人带着男孩去入座用餐了，那女人呢，当然是转身离开了。
我望着她走远，才发觉自己的可笑、可怜。或许她并没有什么不快乐，再者说，这一切都只是我毫无根据的臆想。是的，她也许也是那些“快乐着的人们”中的一个。直到此时，我才明白，原来那个“不快乐的人”，是我，只有我，才是不快乐的。
怪谁呢，怪那男人，还是那女人？只怪我自己，为那些与己无关的东西快乐着、不快乐着，在这个既不合情、又不合理的世界上，过着一天又一天。
四
木心《林肯中心的鼓声》中的最后一句，使我深有感触。“在演奏家的眼里，听众是极其渺小的，他倒是在乎、倒是重视那些不到场、不愿听的人们。” 依我的理解，“不到场、不愿听的人们”指的是“人类”。“人类”是一位无形的听众，真正的演奏家，是为了这位听众而奏乐的。到场的、有形的听众，其多寡、是否听懂、是否赞美，实在是渺小的、不足在怀的。他在乎的是那位无形的听众，有没有听懂，爱不爱听。我身在纽约，下午就应去木心的寓所，同他谈谈我的见解。我想他是会很开心的。
五
去年秋天，我买了一株小盆栽。说来，这是我独自养护的第一株盆栽，第一个需要我为之负责的小生命。卖花人告诉我，它的花香是巧克力味道的，入冬后，花会凋谢，但只要悉心照料，待其度过冬天，来年开春时，它将绽放出十倍于秋天的花朵。我高兴地把它买回家，却不知道它属何品种、科目。
那是一株很小巧的植被，也很容易存活。秋末，它如约地第一次绽放了花朵。那些花儿如果比之于玫瑰、百合，则平凡得愧于被称为“绽放”了。但对于它自己来说，那却是不折不扣的“盛开”。
我的嗅觉不够灵敏，于是请朋友来为我作证。经由他们甄别，结果是：花开的第一周是黑巧克力味，最后一周是白巧克力味，中间还有一段时间是榛子巧克力味。始知卖花人大而化之，只说是“巧克力味”，没有告诉我还有这许多口味的变化。但我是有朋友作证的，可知这不是我的编造。
入冬后，花果然谢了，我便放它在窗台的一角，除了想到要为它浇水的时候，几乎不会向那里投去注意。说来我对它的照料远非悉心，我没有在意冬日里窗台上的低温，浇水的日期也常常错过。但它仍是安然地过了冬，并且生长出了坚实的根茎。
四月后，气温骤升，午后常会把窗帘拉起来遮光。昨日傍晚，我留了窗户的一条缝隙通风，便出门赴约。深夜回家，窗台上的小盆栽不见了，旁边的地面上，是碎了的花盆，散落的土壤，以及斜躺在碎片中的那株幼小的植物。是因为夜里起了风，掀动窗帘，使弱不禁风的盆栽跌落了下来。
我的第一念竟是将其收拾起来，扔掉。花店就在学校附近，明天就可以再买一株。但另一念随之而来，我要把花盆修补起来，要它承着这株小植物，回到我的窗台上。这也是木心曾说的“择难而行”了。
修补的过程并不轻松。因为我的粗心，两块最大的碎片方才黏合，其中一片便又跌落到地上，裂成了几片更小的碎片。我几乎须要瑜伽修习那样的温柔、专注，匀静地呼吸着，拼合每一块碎裂的陶片。我想，每一个男孩子都应从养一株自己的盆栽开始，学会温柔。
时逾午夜，花盆已再一次完好如初了。只需等待胶质凝定，明早就可以让这株小盆栽立在我的窗台上了。而我知道，当它再次回到那里的时候，它对我的意义已经不同了，它本是我在花铺上偶然邂逅的、百千株相似的盆栽中的一株，但此时它却对我有了特殊的意义，与此外的那百千株都不相同了。
这是一件很小的事情，却使我想到温柔，也想到了爱情。我对于爱是生而愚钝的，但这件小事情却使我心有戚戚。
六
今天的气温明显升高了，纽约的冬天结束了。下午的时候，路过早已熟悉的街心公园，没有感到与平日的不同。在等待交通灯的短暂时间里，阳光从楼群的缝隙中照过来，心里泛上一阵暖意，不禁看向自己的四周，阳光也照在每个人的脸上，每一个路人，正在赶路的，或并不急于赶路的。是的，连续几周的低温，几场暴雪，今天骤升的气温，使阳光带上了暖意，没有人会感觉不到。
稍远些的地方，有位穿风衣的男子，站在路边，斜仰着头，闭着双眼，正对着阳光照来的方向。对他来说，整个世界就只剩阳光这一件事，旁若无路人、无纽约。再远就是公园边的长椅，此时是座无虚席，其中有读书的青年，有依偎着的情侣。我想这不是偶然的，而是每个人有意地、为了这第一个春日，而走到了户外。
那么我也感到不得不为这第一个春日而驻足了。公园里四处积着残雪，消融的雪水漫到小径上来，前方有几位工人，示意要等待扫雪车经过，才可通行。扫雪车行驶得很慢，工人们把手搭在车后的雪铲上，和车速度一致，慢慢地走，时而谈笑。我也没有什么要去的地方，可以任他们这样慢地走过来又走过去，道边长椅上有位女孩在读书，金发，红衫。
一只斑点犬进入了视野，衔着一枚网球，是在设有护栏的一小片场地里。那里还都覆盖着积雪，斑点犬踏着雪走到了主人身边。也许是阳光的缘故，我忍不住打了一个喷嚏，一位路过的人对我说，“上帝保佑你”，不及我致谢，她已走远了。我知道，如果是在平日，她未必会向一个打喷嚏的陌生路人，表达这样的好意，也是因为这一层意外，才使我礼节性的回应慢了一拍。这一句不经意的致意，与上帝无关，它表达的意思只是，这里有一件事，此时在纽约曼哈顿城区的每一位路人，都心照不宣，却又心知肚明。
其实，每个人都是孤独的。这一发现并不使我意外，使我意外的是，为什么我直到今天，直到今天的此时，才明白了这一点。此前我无数次地途径这片街心公园，只觉得自己是孤独的，从没有感觉到其他人的孤独。或许应该这样分说：是因为在第一个春日的傍晚，你，我，和他们，都有一份共享着的心情，无论人与人之间的生活怎样迥异，每个人都感到，并且也确信每一个别人，也都感到了，这份人同此心的情愫。这也近乎是上帝的赋予了。
假设这一命题为真，那么，在此之前、在此之后的那许多的分分秒秒里，我们如果不是孤独，又是怎样的呢。（如果不是这样的缘故，我们又为什么会在这样一个特别的傍晚，有意地来到户外？）公园的长椅上多有独坐的人，他们又是怎样的呢？我想，只要他们此时来到了户外，感到着公园里春日的阳光，他们就是不孤独的。（但是，那些没有来到户外的人呢，我不应继续这样的联想了。）
扫雪车与工人们已经走远，我继续向前走。在这样的心情里，人有种强烈的愿望，想要没有目的地、到处走一走。我发现自己心里有种淡淡的希望，即是，这春日的阳光，能否提醒我们，在这一时刻以外的那许多的分分秒秒里，我们，作为能够将心比心的人，仍有许多除了这春日的阳光以外的、彼此心照不宣地共享着的，感受与情愫。
但我知道，这到底只是一个寻常的傍晚，这春日的阳光也并无什么稀奇，人们终于是要回到平日的生活里的。这样想着，我又觉得只有我是孤独的，人们其实并不孤独了。
七
我到达圣帕特里克大教堂时，傍晚四点的钟声刚刚敲响。这已是纽约的初春，但午后的街上仍然寒风扑面。教堂里，正有一队唱诗班齐唱颂歌，拉丁文的曲词。这是个周五的下午，教堂毗邻曼哈顿第五大道，人声鼎沸的洛克菲勒广场的东北角。人流和车流穿行而过，不暇旁顾，几乎遗忘了这座一百三十年历史的哥特教堂。
我为什么来到圣帕特里克大教堂，我并非基督徒，为什么并非基督徒的许许多多人，也都来到了圣帕特里克大教堂。近处厅堂的两侧，陈列着祈愿的烛火，基督徒和非基督徒，都可以在此捐款，许愿，点燃一枚烛火，献给基督。一位基督徒用指尖沾了圣水，在胸前划了十字，步入教堂。我也随她走了进去。
教堂分作三条通道，中央通道设长椅、讲席，用于举行弥撒以及常规布道；两侧的通道则有诸圣徒的塑像、神龛，以供信徒个人的祭拜。三条通道之间，以两列高耸的石柱为分隔。整座建筑的主体，尽由石材雕砌，巨大的穹顶将重量全然压附在十余支坚实的石柱上。这穹顶和石柱所表明的意思是：不容更易，不可拆除，此将同时间永在。
唱诗班的歌声从布道席传来，我则步入了右侧的通道。诸圣徒的塑像出人意料地朴素，没有多余的线条，颜色则一概是大理石的乳白。但这些塑像却分明是有感情的，不知是什么形式上微小的特异，使每一件都透出一种虔诚的氛围。那或许是因为雕刻者自身的虔诚吧。这也使我想到《圣经》所用的语言，也是一片乳白色的虔诚。
我不得不在耶稣本人的画像前驻足。我想起《圣经》原是禁止崇拜偶像的。即使抛开教义，画像亦非耶稣本人，那么，在画像前燃烛、祈愿，不能不使我心存疑问。然而，这画像确乎承载着一种信心，而如果耶稣的实质也只是一种信心的话，这幅画像又为何不正是耶稣本人呢？
我渐而移步到了讲席后面的洗礼池。这是一间小的厅堂，彩画玻璃的中央，高悬着一枚十架。这里要比前厅肃穆许多，长椅上多有祷告的信众，更有一位跪在过道处，直面着十架。这时，我觉得我在寻找一个人，男人或女人，也不分什么年龄，他或许不是那个用指尖沾了圣水划十字的人，也不是那些正在前厅恭聆诗歌的人，甚至不是这位跪在十架前忏悔的人。我在寻找一个人，他的眼神与这座教堂是一致的。
在圣母玛丽的塑像前，有一位白衣的修女，低垂着头。她或许是我在寻找的人。我缓步走到木椅的另一侧，想要望到她的侧影。然而，她并非在祷告或忏悔，她的双眼正透过面纱，注视着手中的一台智能手机的屏幕。是的，其实我能隐隐设想到类似的情景，但此时设想成为了直白、确切的现实，我仍感到它超出了我理解力的所及，几乎使我猝不及防。这并非大过，新世纪的科技并不与教义相牴牾，但是，为什么一定要在此时，要在此处。
我将要转入左侧的通道时，有两名当地的警察正迎面走来，手中各提着一只快餐的包装纸袋，高声而快乐地谈笑着。那是一种怡悦的、轻松的谈笑，几乎表达了居高临下的神情。我感到他们率领着纽约，闯到了这里。
这时我想到了曾读到过的一篇木心的文章。他在英国伦敦的格林威治天文台，那里有一条划分了东经、西经的本初子午线，到那里游览的每一个人，都分开自己的双脚，踏在子午线的两侧，拍照。那时他也在等待一个人，那个人不愿分开双脚踏在子午线的两侧，拍照，而当他的同伴们劝他那样做的时候，他会微笑，然后走开。
我想，那时他在等待的那个人，与我此时正在寻找着的那个人，必定有着相似的眼神。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眼神，我却一时难以描摹，或许不妨姑且名之为一种“严肃”。那种眼神很可能是种与生俱来的东西，难以借教义与仪式来传授。何况那已经超乎基督教的范畴，而是一件比宗教本身远为重要的事情。
在那天我所遇到的百千张面孔中——基督徒的、非基督徒的——我终于没能寻到那样的眼神。唱诗结束，我同众人一起离开了教堂。街上刮过凛冽的风，圣帕特里克教堂正敲响傍晚五点的钟声。